影视剧中贵州形象的建构

区域形象是一个地区多种内在因素抽象化与符号化的外在反映，是区域发展和竞争的文化软实力，对贵州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影视剧使区域形象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可以解读的感性的审美形态，这种特征使影视剧在区域形象的塑造中具有持久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当代贵州文学以及贵州影视叙事的领军人物，欧阳黔森的影视剧作品是新时期贵州形象建构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所创作的《花繁叶茂》《绝地逢生》《伟大的转折》《雄关漫道》等影视剧作品以多元化的视角向观众展示着贵州形象，富含贵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和秀美壮丽的黔景。

多彩民族贵州

贵州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以欧阳黔森为编剧拍摄的电视剧塑造了多个民族，浓郁的民族风貌贯穿其中，具有多重价值。

布依族服饰特点在《绝地逢生》中得以体现。男子的服饰特点是：对襟短衣、直筒长裤，蓝青色头巾。女子的服饰特点是：以蓝、青、黑为主，右对襟短布衣、宽口长裤，沿边绣有图案，在庄重场合，还会系上配有银铃铛的黑色绣花围腰，头裹牛角状蓝格布帕或黑帕。

苗族女子服饰的特点也在此剧里面得到体现：以蓝紫色为主，交领大襟型上衣、百褶裙组成，在衣襟、袖口和百褶裙中央镶有对称式动植物的图案，夹杂各种线条、纹饰，喜戴银首饰。

《绝地逢生》展示了布依族的风俗“六月六”风情节歌会。人们在这天身穿民族盛装，赶往盘江演出，八音坐唱、布依山歌、苗族飞歌等节目烘托了热闹的节日氛围。在其他活动中，他们还会举行篝火晚会，充分体现了布依族热情大方的品质。

《烽火燃情》凸显了的是朝拜梵净山的民俗。以猪头为贡品，祭坛上挂着标有“祈五谷丰登”类似旗子。“大典”开始后，众人齐叩拜，敲锣打鼓，吹响芦笙，举行划龙舟与舞龙活动，蕴含着土家族和苗族独特的民族文化。

远古居民无法正确认识世界，便幻想有一种未知力量掌控着自然，它能控制人们的丰收，从而有浓厚的崇拜敬畏心理。费尔巴哈指出，人的生命多依靠于动物，动物就是人的神。各民族服饰呈现出与动物紧密的联系，布依族服饰多是三角纹、菱形几何纹样，其根源在鱼。鱼在生活中经常被人们注意到，所以抽象地变为几何纹样，将鱼作为图腾崇拜物。

服饰呈现物我融合的特征，花纹是生活中直观看到的事物。各族女性看见动植物后，将其形象绘在服饰上。布依族服饰的白色是对水的崇拜，黑色是对土地的崇拜，青、蓝色则是对自然的崇拜。这彰显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喜爱，无穷智慧和对子孙的期望。

在《绝地逢生》中，布依族妇女的“牛角帕”两端与牛角形状极其相似。传说布依祖先在迁移中口渴，因看见了水牛而得救，故将头帕弄成牛状放置在头上，作为族徽图案。在朝拜梵净山大典中，梁柱上牛和龙的图腾，赛龙舟和舞龙活动，都表明人们对图腾有着深厚的感恩崇拜之情。他们还把双乳峰当作“大地母亲”，所以婚前要叩拜双乳峰，以祈求庇护。同时，“六月六”祭祀众多神灵，祈求风调雨顺，朝拜梵净山大典也表达了农民祈求丰收的美好愿望。

各民族将认知转化为直接可观的外在形式，体现着民族历史记忆、审美意识。现代化社会中，少数族群保留着独有的民俗，这显得尤其重要。

自然生态贵州

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大自然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状态，绿色发展观理论强调人们与自然相处时，要保护自然环境，使其稳定发展。欧阳黔森在影视剧中构建贵州的整体风貌时，有意识将符合时代审美的自然环境直接呈现给观众，以达到传播贵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形象的效果。

贵州虽远离政治中心，地域荒芜偏远，但也有爱好山水的文人骚客被贵州的自然环境所吸引，留有大量描写贵州之景的诗作。徐霞客的游记中写道贵州山水兼滇粤之长，山是“分形挺立，不相混杂”;水是“多穿穴之流，水悉澄清”。抗战时期，大批西迁的知识分子面对贵州山水道“登青天，入幽谷，出没万山中”，贵州山水或奇绝或清秀，千姿百态，“宛若置身江南水乡，以比秦淮，或更有胜处。”

不同于写诗作文的传播方式，影视剧凭借其视听的综合表现，直观地表现该区域的自然生态，并且深深地影响着观者对区域的印象，将贵州奇崛秀美的山峰，宁静的田园风光清晰构建出来。

贵州群山耸立，森林密布，飞瀑如练，村子宁静美好，对于生活在城市丛林的观者来说，宛若世外桃源。由此，贵州自然的原生态呈现成为了影视剧的创作趋向，在欧阳黔森的作品中也不例外。《花繁叶茂》的景观呈现与叙事表达相互交织呈现，较多地运用长镜头以舒缓的调性展示着花茂村的特色的黔北民居，充满野趣的高山小径，村前的花田溪流，观众在这样的美景中徜徉着，似乎找到了古时文人远离世俗隐居之地。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欧阳黔森的剧作不仅直接展示了贵州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是突出新时期人要保护生态，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态度。

《绝地逢生》中盘江村经历破坏环境的惨痛教训后，自发地治理石漠化，寻求生态发展。村民们在石漠化的山坡上种桃树、花椒树，利用树苗的固土能力，治理了石漠化;企业家提出要投资建大理石厂时，盘江村村民竭力反对，举全村之力守住绿色家园。

《花繁叶茂》的叙事将生态发展放在第一位，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保护生态，纸房村关停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煤厂，进行整改，又组织村民种植刺梨，发展绿色经济;大地方村王隆学引进了山羊养殖项目，结果导致大地方村石漠化加重，以制造戏剧冲突的方式，强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欧阳黔森的影视剧在叙述个体故事的同时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真实反映着为实现“生态贵州”，贵州人所作出的努力，带给观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自觉意识，审美体验被带到了更高的层次，生态贵州形象深深地刻入大众的脑海中。

红色文化贵州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是红色文化资源大省，红色旅游景点遍布于贵州各地，形成了独特的贵州红色文化群，为红色文化电视的创作提供了优质的内容。

电视剧《雄关漫道》《伟大的转折》都讲述了两支长征队伍转战贵州期间的故事，并把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贵州长征文化精神重现出来，集中展现贵州人民与红军之间的军民鱼水情。

《雄关漫道》一改以往抗战剧中的大人物来主导剧情，而是虚构了一个小人物岳林盛和真实的大人物并肩前行，共同推进剧情走向，以此拉近角色与观众的距离感。作为一部弘扬红军长征精神的电视剧，在描写红军领导人和双方的高级将领的同时，用大量篇幅塑造了许多生动形象的小人物。在庞大的人物关系中，欧阳黔森通过对士兵、老百姓等角色的细节描写，竭尽全力从微小的事件中反衬出宏大的故事，以此来衬托贵州人民与红军之间的情谊。

在《伟大的转折》中，欧阳黔森不仅刻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形象，他还着力刻画了基层人民的群像：身负重伤却依旧坚持指挥的杨勇、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枪眼的小红军……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深刻展现了军民鱼水情：在遵义征兵时，五千多名遵义儿女加入红军，使队伍不断壮大;红军要渡江，当地渔夫都来帮助红军。此外，贵州省工委也为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西去云南、巧渡金沙江等的情报工作做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精神是贵州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转折》正是一部以遵义为中心视角展现贵州红色文化的电视剧。

在以往描写遵义会议的电视剧中，几乎没有详细地描写，而在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却有了改变，极大地强调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性。欧阳黔森在剧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详细展现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全过程。在时间安排上，根据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分为三段来展现;在人物塑造上，细腻刻画了与会人员的不同状态，再现了党内不同军事、政治路线中真实存在的矛盾，将这场伟大的转折全过程呈现给电视观众。

当然，孤立地考虑遵义会议是无法充分展示贵州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因此，《伟大的转折》巧妙地将黎平、猴场等重要会议串在一起，逐步推进剧情，客观地阐述了党内各种政治和军事路线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欧阳黔森以电视剧的形式，将贵州红色文化形象搬上荧幕，让更多人看到了贵州，了解到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事件。可以说，欧阳黔森最大化地呈现了贵州红色文化内涵。

现代奋进贵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经济上的市场化、工业化以及精细化的发展形态，强调人的现代化，即人的身心要与社会协调统一发展，人的素质和能力要达到现代化水平。

历史上，贵州曾被政治经济中心、文化主流圈长期冷落，黔民形象被误读。王阳明先生在入黔之前有诗道“蛮貊非我戚”，“蛮貊”就是中原地区人们对黔民的刻板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要求着人的现代化，主流媒介在介绍贵州人民时，将重点转向贵州人民的精神面貌上，黔民形象由此迎来了全新的阐释。

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贵州人用奋斗精神演绎着贵州故事，展示着奋斗者形象。《绝地逢生》中贵州乌蒙山区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拿着锤子、铁棍徒手凿石修建水库、开荒、战胜石漠化，将贫困山村变为小康村，以强烈的今昔对比展示了当地村民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花繁叶茂》所塑造的村干部身上体现着拼搏精神：老支书不顾病痛缠身带着村民上山开渠引水;青年干部面对农村发展困境，不抱怨，不喊累，为村民排忧解难。

贵州人民脱贫致富的奋斗史，跟随影视剧传播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彰显了艰苦奋斗、敢做敢想的贵州精神。他者对贵州人的“不毛之地”“贫穷落后”的印象也随着影视剧的播出而迎刃而解。

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生产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欧阳黔森的几部影视剧中，展示了贵州乡村经济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到《绝地逢生》的商品输出再到《花繁叶茂》的“商品+文旅”发展的历程。

种植粮食作物到出售花椒，再到集资创办加工厂，盘江村从自然经济过渡到了商品经济。花茂村中采用多产业联合发展的形式，进行蜜蜂养殖，种植刺梨、中药材，再利用网络打开土特产销路，这是贵州乡村商品经济现代化的有力佐证。

除此之外，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为塑造贵州经济高速发展的形象提供了新元素，影视剧的播出增加了贵州文旅产业的宣传效果，也彰显贵州现代经济建设的现状。

影视剧《花繁叶茂》以影视叙事的手段，直接展示了贵州乡村旅游与文化旅游的发展历程以及现状。花茂村的农业观光园、农家乐、文化产业街……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欣欣向荣。电视剧播出后，游客纷纷去到取景地打卡，花茂村也因此成为了旅游热点。

贵州自古就有“人无三分银”的负面形象，但影视剧的播出，传递了贵州丰厚的文化底蕴，宣传了多样化的旅游项目，展示着现代贵州乡村经济朝气蓬勃的发展状态。

欧阳黔森编剧所拍摄的影视剧与贵州紧紧相连，以布依族和苗族为主的民俗形象是人们对自然崇拜的彰显;影视剧与贵州秀丽风光融合，守住绿水青山与当地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是分不开的;将贵州红色血脉穿插其中，爱国人士在贵州书写下家国情怀，从遵义会议等历史事件建构起贵州红色文化形象;进入现代化社会，贵州人形象由“蛮貊”变成拼搏进取的现代贵州人，贵州经济也由单一农业生产转变为多产业共同发展模式。分析贵州形象在影视剧中的建构，有利打破人们心目中贵州刻板印象，优化贵州整体形象，提升贵州实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山水文化，探寻宣传贵州形象的传播新途径，有效地推动贵州文化传播以及文旅产业的发展。

(贵州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202210671241)